工程款为何难以追讨？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这样，而是一直如此，只不过这两年因为很多行业暴雷表现的更多，更尖锐，原因有很多，今天讲讲要款凭证。
首先，合同不规范是工程款难讨的首要“拦路虎”。许多包工头，分包商，尤其是那些小型施工队的负责人，往往缺乏法律意识和合同管理知识，导致在承接项目时，仅凭口头协议或是极其粗糙的书面约定就开始施工。
这种不规范的操作方式，为后续的工程款追讨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因为没有证据。例如，在某地自来水工程项目中，包工头老张与自来水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但合同内容极其模糊，对付款方式、时间等关键条款均未明确，老张跟这家自来水公司干了二十几年了，也算是关系户结款也算正常。但前年某工程完工后，自来水公司的领导换人了，财务等人事做了调整，老张多次向该公司索要工程款，但对方却以合同内容不明确为由，拒绝按时支付。老张无奈之下，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合同内容的不规范，搜集证据困难，导致诉讼过程异常艰难，最终老张虽然胜诉，但工程款却已被拖延了数年之久。
我还曾听一个律师讲，在某省高院民一庭，看见一位路政包工头拿出一本小学生作业本，上面列了些往来账目。包工头在一段路上干了两年，连总包方是哪个公司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拿出合同文本了。一些国字头，央字头下面子公司、孙公司好几百个，名字相似是常事，一些年龄大的或者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工程商，会搞得昏头昏脑。
其次，“阴阳合同”的存在更是让工程款追讨雪上加霜。在建筑行业中，总包方与分包方之间为了避税、规避监管或是不正当竞争等多种目的，有时会签订两份或者多份合同。一份是公开的、符合法律法规的“阳合同”，用于备案和展示；另一份则是私下约定的、包含更多实际交易条款的“阴合同”。
这种做法虽然违法，但在业内却屡见不鲜，在建设工程领域中，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靠有资质的公司进行招投标后施工是普遍现象，招投标时双方签订“中标合同”，后另行订立一份或多份实际施工合同。
当纠纷发生时，哪一份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如何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愿，就成了摆在法院面前的一大难题。
比如，湖南某置业公司将湖南嘉禾某小区的33、34栋项目及某菜市场项目等项目发包给湖南某商贸公司，并自2019年7月始，双方签订了《某菜市场装修工程合同》、《某大堂装饰装修合同》等相关合同。后双方因菜市场装修项目合同履行产生争议，湖南某商贸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湖南某置业公司履行合同编号为“2020-ZX02”的《某菜市场项目装修合同》，湖南某置业公司就该争议项目向法院提交了《某农贸市场装修合同》。
嘉禾县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湖南某商贸公司提交的合同编号为“2020-ZX02”的《某菜市场项目装修合同》存在多处疑点，其一，该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为2020年2月16日，与其提交的签订时间为2020年12月8日的合同编号为“2020-ZX01”《某大堂装饰装修合同》相差近10个月，但签订时间在前的合同编号却靠后；其二，该合同第二条中无第五款，却在第六条中对第二条第五款作出约定，存在明显漏洞；其三，“2020-ZX02”号合同存在明显修改痕迹且无《合同审批表》、结算申请、付款记录及监理公司的备案说明等证据予以佐证。
故结合湖南某商贸公司与湖南某置业公司分别提交的证据来看，湖南某置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更强，故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是湖南某置业公司提交的《某农贸市场装修合同》。
你看，承包商这个亏吃的大不大？当然，有时候也是乙方为了获取合同，想先签合同再……坑人不成反自坑。
再者，一个客观事实，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也是导致工程款难讨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获得项目，一些包工头不惜接受极其苛刻的付款条件，甚至垫资施工。这种做法虽然能在短期内获得项目，但长期来看，却极大地加剧了他们的财务风险。一旦总包方或甲方资金链断裂，或是故意拖延支付，包工头往往就成了最后的受害者。
南京的某个工程项目中，包工头老李为了获得项目，不仅接受了极低的工程款，还垫资进行了施工。然而，当工程完工后，开发商暴雷了，南京公司资产清算，老李的血汗钱，轮到他头上基本只能分点渣汁，估计得卖套房子付工人工钱。
综上所述，工程款难讨的问题不仅关乎包工头的生计，更是对整个行业健康生态的一次拷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以及包工头自身共同努力。
政府应加强监管力度，打击“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行业协会应建立更加完善的信用体系，提高行业的整体信誉；企业应增强法律意识，规范合同管理；而包工头自身也应提高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健康的建筑市场环境，让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都能按时足额拿到自己应得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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